文｜孙玉良 “众生皆苦”，是佛家对人间世相的经典概括。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这些个体生命层面的苦楚，恐怕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难以彻底消弭。 我今天所谈论的“苦”，不是指这种个体的生命体验之“苦”，而是指制度性、系统性的社会形态人为造成的“众生皆苦”。比如说教育、医疗、房贷、养老“新四座大山”造成的众生皆苦，这些“苦难”并非天经地义，而是可以被制度变革所终结的。 我认为：个体的生老病死固然无法避免，但贫困、压迫、异化、不公，这些造成大规模社会苦难的根源，却并非不可改变。在阶级社会中，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垄断，使得大多数人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；在私有制下，人的劳动沦为谋生手段而非生命需要，在物质匮乏与分配不公的双重挤压下，无数人在生存线上挣扎，精神世界亦被焦虑与无助吞噬。 这种“苦”，不是天命，而是人为。当社会制度将大多数人置于被剥削、被疏离的位置，当发展的成果无法惠及全体成员而仅为少数阶层享用，“众生皆苦”便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。而一个以“多数人之苦”为代价来维系“少数人之乐”的社会，无论其如何标榜繁荣，本质上都是畸形的。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有着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。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“众生皆乐”的社会，从制度层面消灭上述苦难根源的社会。首先，在共产主义社会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的经济基础。当不再有人能够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独占而坐享他人劳动的成果，当每一个人的劳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，“劳者不获、获者不劳”的荒谬图景便从根本上被瓦解。没有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结构性对立，一种最广泛的社会不公便被制度性地消除了；其次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物质匮乏成为历史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的贫穷均等，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基础上的富足共享。“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”的前提，是社会能够生产出足以满足全体成员合理需求的财富。 当人类从为生存而挣扎的必然王国，迈入为自由发展而活动的自由王国，物质层面的“苦”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；更重要的是，在共产主义社会，劳动本身从谋生手段转变为第一需要。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，劳动是痛苦的、被迫的、异化的；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，劳动成为人的自我实现、成为创造性与生命力的表达。当一个人不再为了糊口而从事自己厌恶的工作，而是在能够发挥自身天赋与创造性的领域中自由贡献，劳动便不再是“苦役”，而成为“乐”的源泉。 需要强调的是，我所说的“众生皆乐”的“乐”，绝非浅薄的感官享乐或消费主义的狂欢。它是一种深层次的、全面的人之解放所带来的精神愉悦，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，不再担心失业、疾病、老无所依；免于压迫的自由，不再因阶级、性别、出身而遭受歧视与不公；以及最重要的，实现自我的自由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，参与社会事务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 在这种意义上，共产主义的“乐”是尊严之乐、平等之乐、创造之乐、共同体之乐。它不是对个体痛苦的简单否定，而是通过改变产生痛苦的社会条件，使痛苦不再被制度化地再生产。 当然，从“众生皆苦”的现实际遇走向“众生皆乐”的理想社会，绝非一蹴而就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需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、人的觉悟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。但承认过程的长期性，并不意味着放弃目标的方向性。我把这种“乐”的希望，寄托于对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重构。我认为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少数精英的快乐，而在于它如何对待大多数普通人的痛苦。当苦难不再是不可言说的宿命，而成为可以被制度性地消除的对象，人类才会真正走上通向“众生皆乐”的道路。这条路或许很远，但它的方向，值得被坚定地辨认和追寻。 特别